在1955年，新中国实施了首次军衔制度，此时有大约一千多人被授予将军军衔。然而，当时有很多资深的老革命由于已经离开了军队，未能参与这次授衔仪式。尽管如此，他们的贡献和地位依然不容忽视。
谈及这批人群，有几位的经历尤为令人瞩目。以滕代远为例，他堪称人民军队的“先驱之一”，对军队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职务不断晋升，曾担任解放军铁道兵的首任司令员。他的历程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成长与壮大，其影响力和地位不可忽视。他的经历与成就，在这批人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职务调整为铁道部部长，从而脱离了军队系统。然而，以他的起点和才能，假若继续留在军队系统，他无疑是有潜力晋升至大将的。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滕代远曾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建议，希望他能够接任115师的师长一职。假如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军旅生涯或许将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然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婉拒了这一提议。他的拒绝并非轻易之举，而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和崇高的责任感。他的决定，展现了他对自身的定位以及他对军旅生涯的独特理解。滕代远的这一选择，不仅彰显了他的个人品质，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滕代远被称为“原始股东”的称呼从何而来？仔细考察中央红军的发展脉络便可明白其中的原因。
中央红军的根源可追溯至三个方面。首先，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秋收起义残留部队，于井冈山创建了我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为起点逐步向四周延伸扩展。
第二方面，关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残余部队，在井冈山多次受到敌人围攻，生存环境变得愈发险恶之际，朱德率领这些部队前来会合，极大地增强了革命的力量。
彭德怀带领的平江起义残余部队以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成功抵御湘赣两省国军的两次联合进攻后，自身实力亦受到严重损耗。
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如果将这一过程比作公司的创业历程，“秋收系”、“南昌系”以及“平江系”都可以被视为最初的创业者，他们扮演着原始股东的角色，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的艰难历程。这些先驱者们的贡献和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即便是后来取得无数的辉煌成就，也难以超越他们开创的初始阶段。他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在于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推动了革命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
这是因为朱老总与彭老总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不凡的战功，长期担任正、副总司令职务。当我们明晰这些历史脉络后，便能深刻领会滕代远在军界的崇高地位。
他的入党时间早于彭老总，对彭老总参与革命的影响亦是不容小觑的。
平江起义爆发后，彭老总担任红五军的军长，而滕代远则作为党代表（后来的政委），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职位级别相当。因此，滕代远在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人民军队的早期重要成员之一。
在滕代远后续的军旅生涯中，他的职务始终显赫且不断攀升。他先后担任了红三军团政委以及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等重要职务。这些经历见证了他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坚定信念，为他在军事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滕代远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角色极为重要。他在紧密合作与辅助毛主席的基础上，圆满完成了多项工作的部署与处理。这一岗位的需求繁复艰巨，滕代远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能，助力中央决策的高效执行。
在1938年3月初，由于误判，林总遭到阎锡山部队的哨兵伤害。消息迅速传回后，主席立刻与滕代远商议对策。经过深思熟虑，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罗荣桓暂代师长职务是最合理的选择，担任领导工作中的临时责任人接管师长的职务，负责领导和管理第115师的工作。
陈光受命担任代师长的消息已经由八路军总部决定，而他们原本打算下达的命令，则在几个小时内未能传达至罗帅。一场短暂的时间差，使得罗帅错过了机会。
滕代远未曾预料，仅仅两年之后，师长之职竟可能与他失之交臂。
为何在已确定师长人选两年后突然出现变动？主要原因在于115师进入鲁地后所引发的矛盾急剧扩大。
自1938年12月下旬起，大批的115师陆续进驻山东区域。直至1939年3月，陈光与罗荣桓带领最后一批部队到达，总兵力集结完毕，共计八千余名战士。
面临的关键问题日益紧迫，即在拥有庞大兵力、已达四万之众的山东八路军纵队与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之间的双重身份下，究竟由谁来统一指挥这两支平行的部队？
115师虽为主力部队，但其实力并未超越山东纵队。然而，山东纵队作为地方武装，其迅速发展的态势亦不容忽视。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如何让彼此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方成为一项挑战。
为了迅速在山东拓展工作局面，中央决策并全新组建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重任委以徐向前，政委则由朱瑞担任。
徐帅威望显赫，抵达山东后，各部队及机关均心悦诚服地以他为首领。当时国民政府亦将山东八路军尊称为“徐帅麾下部”。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即1940年6月1日，徐帅采取了一项重要且敏感的行动。他与朱瑞和黎玉共同联名向中共发出电报，提议将115师整合至八路军第一纵队体制之下。在这项建议中，他们主张任命徐向前担任115师的师长，陈光担任副师长，罗荣桓担任政委。这一行动对于当时的军事组织调整和战略部署有着重要的影响。
距离上次指示已过去六天，中央终于有了回应，要求徐帅返回延安参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随着他的离去，朱瑞作为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自然成为了团队的核心人物。接下来，他将肩负起重要的责任，领导团队继续前行。
朱瑞无法领导115师，之后与师长间产生了数次矛盾。在同年九月至十月之间，115师于桃峪举行高层干部会议，会议由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主持大局，同时山东分局的部分领导也参与了此次会议。
在会议中，罗帅首先进行了自我反思。接着，朱瑞以强烈的语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批评了缺乏显著进展的除卫生以外的工作，认为该部门如同陷入停滞，亟需给予相应的引导和推进力量。这不仅包括向前的指导和协助，也需要在背后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推动。
在10月1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了电文，对115师领导进行了批评。这一事件让陈光与罗荣桓面临了极大的尴尬。
罗帅毅然决定独自承担责任，迅速致电中央及八路军总部，表达自身的境况是“能力缺失已至极点”，希望能前往延安进行再学习或寻找新的战区工作岗位。
罗帅在电报中提到：“此刻我向党首次提出个人的诉求。”从这句话中不难感受到他当时的疲惫状态。在同一天，朱瑞再次向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发去电报，对115师的领导进行了第二次批评。
毛主席对罗荣桓表现出充分的信任，通过复电肯定并鼓励其在领导115师时的策略与决策是正确的方向，同时也要求他继续保持稳健的工作态势。随后的调整安排，明确由朱瑞负责主持组织工作，而罗帅则被赋予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任务。这样的分工既体现了团队协同，又突出了各自专长，以期在合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领导层的智慧和运筹帷幄之魄力。
然而，尽管实行双领导制度，但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数月后，八路军总部发现内部矛盾依旧存在。
鉴于此，1941年7月5日，彭德怀、左权与罗瑞卿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叶剑英发出电文，提出由滕代远担任第115师的师长或代理师长一职，陈光则为副师长。这一提议我们认为更为恰当且必要。我们希望您等能够考虑这一重要人事建议，促进我方军队的高效管理与领导。
若此事得以确认，鉴于滕代远深厚的资历及担任主力部队军事首长的职务，其留于军中的位置将稳固无疑。由此推断，他荣获大将的荣誉可谓近乎板上钉钉。
然而，面对这一难得的机会，滕代远却选择了拒绝。他更倾向于从事政治工作或担任参谋类职务，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统领军队。令人欣慰的是，中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由于他率先表达了这一想法，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顺利。
在山东地区，罗荣桓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以及山东分局书记等，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当地秩序得以改善，混乱局面才逐渐平息。
滕代远在抗战时期主要在中央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他转至华北地区，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和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在铁道兵团正式组建之际，他的领导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被任命为司令员。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由于预见到战争任务的重要性，中央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将铁道兵团直接划归中央军委领导。受此影响，滕代远虽依旧担任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转入了地方工作，从而未能获得授衔的机会。
基于滕代远的丰富经验及资历，若他接掌115师师长之职，无疑将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坚定不移地坚守军队阵地。他的领导与指挥，对于战争的胜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背景卓越非凡，足以让人瞩目，甚至有机会角逐元帅之职。然而，他个人却婉拒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在1958年，他自觉身体状况欠佳，便毫不犹豫地主动请辞，这一举动充分彰显了他的高尚品格。
在后来的运动阶段，已经转至幕后的滕代远始终保持着公正的态度，从未踩踏他人于泥沼之中。他还曾为彭老总发声，更以个人的行动保护过宋任穷与吕正操。他的行为展现了他的正直与担当。
在寒冷的冬日，1974年12月的第一天，滕代远悄然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默默拿起纸笔，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遗产分配或家庭事务的遗嘱。相反，他书写的仅仅是“服务”二字。这是他一生的信仰和追求，是他无私奉献精神的象征。他是一位革命前辈，值得我们深深敬仰和怀念。